程子說

 

 

《大明劫》是一部以明末瘟疫與政治動盪為背景的歷史劇，改編自真實史事，卻跳脫傳統歷史片的敘事方式。這部作品以冷峻的醫者視角切入，將明朝末年的政治腐敗、天災瘟疫、軍閥叛亂與人心崩壞，交織成一幅文明崩解的群像圖。影片既是對歷史的回望，也是對現代社會權力與人性的深沉警示。

 

故事發生於明朝崇禎年間，天下大亂，饑荒與瘟疫蔓延。崇禎帝在京師焦頭爛額，地方官員貪腐無能，軍隊士氣低落。此時，一場瘟疫在山西爆發，朝廷派出名醫吳又可前往疫區查明病源，並攜手孫傳庭共同應對災情。

 

影片的歷史原型可追溯至1640年前後的鼠疫爆發，這場災難實際上成為明朝滅亡的導火索之一。導演王競沒有將焦點放在戰爭或政權更迭，而是透過醫者與將軍的雙線敘事，揭示「病」不僅侵蝕了身體，也腐蝕了整個國家體制。

 

《大明劫》的靈魂人物是吳又可與孫傳庭。前者代表理性、科學與仁心，後者象徵忠誠、武力與家國責任。兩人看似立場不同，實則皆在崩壞的時代裡孤立無援。

 

1. 吳又可——理性的孤勇者

馮遠征以內斂而壓抑的表演，賦予吳又可極強的現代性。他不迷信天命，不懼權威，堅信「病有其因、人可治之」。在瘟疫蔓延的恐慌中，他堅持解剖屍體、實驗藥方，這在當時被視為異端。電影中他說的一句話極具象徵意義：「若不探其死，何以救其生？」這不僅是醫者的信念，更是對黑暗時代理性思考的呼喊。

 

吳又可的理性最終也無法撼動命運的巨輪。當政治壓力、迷信與恐懼吞噬了人心，他的努力顯得如此蒼白。這種「理性在權力與愚昧面前的無力」是影片的核心悲劇之一。

 

2. 孫傳庭——忠義的悲劇者

孫傳庭則是一位典型的悲劇英雄。他忠於皇帝，卻被朝廷猜忌；他想平定亂世，卻被派往瘟疫之地。孫傳庭既要鎮壓流寇，又要防疫救民，內外交困。他身上的鎧甲象徵權力與責任，但內心早已滿是裂痕。

 

影片後段，孫傳庭面對無法控制的瘟疫與民心潰散，他終於明白：戰爭與醫療皆已失效，真正的敵人是「制度本身的病」。他與吳又可雖屬不同領域，但兩人共同面對的，是一個垂死帝國的最後哀鳴。

 

《大明劫》的主題遠不止於「瘟疫」。它所探問的，是「在制度崩壞與信仰崩塌時，人性還能否保持清明？」

 

1. 瘟疫作為隱喻
瘟疫在片中象徵的不僅是生理疾病，更是精神與政治的病。民眾迷信、官員瞞報、軍隊自保、權力者等這些現象與瘟疫一樣傳染、腐蝕，最終導致國家徹底失能。導演以此隱喻任何時代的「集體病態」，提醒人們：當社會選擇逃避真相時，滅亡只是時間問題。

 

2. 理性與迷信的對立
影片多次出現宗教儀式、祈福焚香等場景，與吳又可的醫學實驗形成鮮明對比。這種對立揭示了人類在面對未知時的兩種選擇：以理性尋真，或以信仰求安。王競並未明確偏袒任何一方，而是以悲憫的眼光呈現——即使最愚昧的迷信，也是一種求生的本能。

 

3. 醫者仁心與國家病理
明朝的滅亡，不僅因外患，更因內在的道德腐敗與知識停滯。這使《大明劫》成為一部超越時代的作品——它映照的不僅是明朝，也可能是任何一個拒絕面對現實的社會。

 

《大明劫》並非完美之作。其對配角的描寫略顯單薄，某些對白過於書面化，可能使情感表達不夠自然。然而，從歷史片的角度，它展現出罕見的深度與格局。導演勇於將「瘟疫」與「政治病理」並置，使這部電影在中國影壇顯得格外獨特。當真相被掩蓋、當制度麻木、當知識者沉默時，瘟疫永遠不會真正結束。影片最終以吳又可的死亡收尾，他留下的醫書《瘟疫論》成為後世典籍。這象徵理性雖被時代摧毀，但知識的火種仍會延續。如導演所言：「滅亡的不只是王朝，而是人心對真理的放棄。」

 

《大明劫》不僅是對明末的回顧，更是一面照向現代的鏡子。文明的真正敵人從來不是瘟疫或外敵，而是人性的懦弱與權力的愚昧。在視覺與思想層面上，這部電影以冷靜的筆觸揭示了「死亡、恐懼與信仰」的三重辯證。《大明劫》因此不僅是一部歷史片，更是一部關於人類如何面對崩潰與未知的哲學之作。